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无论是江苏王有宏还是人民党的伍翔宇与姬晔，一旦考虑对外关系的时候，这句话一定会先蹦出来。姬晔早已经退出了光复会，加入人民党，现在是浙江妇联主席。光复会浙西分部的年轻同志大部分做了这样的选择。倒是徐锡麟与秋瑾还留在光复会，现在徐锡麟是光复会主席，秋瑾是副主席。光复会也是新中国第一个得到人民党正式承认的注册民主政党。
宪法规定，人民有集会、示威、游行、结社的权力。和言论自由一样，既然这是法律规定而不是人生来就拥有的属性，这些法律所保障的权力使用范围也仅限于法律范围之内。
例如，想使用法律所保障的集会与游行权力，首先就得向公安部门申请。只有公安部门同意的集会游行才是合法的游行，没有申请的也不能不算是游行，但是这属于法律保障之外的行动，如果执行法律的部门认为这些法律保障范围之外的行动影响了正常社会秩序，那么执法部门就可以依法取缔。
人类社会的法制可不是补丁，既然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统治阶级自然有权力对其进行规范与约束。这在人民党从初中就开始有的政治课课本上讲述的非常清楚。陈克从来不怕人民理解这些，他只害怕人民不理解这些*裸的残酷社会本质。
所以结社组党也是如此，谁都可以去申请组党，这是人民的权力。但是批不批那是司法部门的职权范围，得到司法部门批准的政党组织可以得到各种法律规定的权限内的优势。所以到现在为止，也就光复会一家政党得到了批准。其他自称政党的组织也不是没有，不过统统属于不在册的，凡是试图在各地使用政府旗下的场地进行活动的想法，是得不到保障的。
姬晔不是司法口的，对此也没有兴趣。她这次的任务很简单，就是作为副组长辅助伍翔宇应对江苏有可能向人民党提出的各种申请。这个工作组一共六个人，组长与副组长，加上记录员兼证人，还有三名联络员。
十几岁就已经出生入死的姬晔对这件事比较挠头，更让她挠头的是李寿显丢给姬晔一本《*宣言》让她对照江苏的情况来看。*宣言是马克思为共产国际写的文稿，1848年2月在伦敦第一次以单行本问世。到1923年有75年的历史了。这大有翻旧黄历的味道。
姬晔反复读了数遍，觉得颇为浑浑噩噩。倒是伍翔宇对着这份著作反复研读，看样子收益极大。不会就学不懂就问，这是人民党党员们坚持的基本工作方式，姬晔干脆就去询问伍翔宇到底有什么认识。
伍翔宇上来就给姬晔划了几段。
在过去的各个历史时代，我们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到社会完全划分为各个不同的等级，看到社会地位分成多种多样的层次。在古罗马，有贵族、骑士、平民、奴隶，在中世纪，有封建主、臣仆、行会师傅、帮工、农奴，而且几乎在每一个阶级内部又有一些特殊的阶层。
从封建社会的灭亡中产生出来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并没有消灭阶级对立。它只是用新的阶级、新的压迫条件、新的斗争形式代替了旧的。
但是，我们的时代，资产阶级时代，却有一个特点：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
由此可见，现代资产阶级本身是一个长期发展过程的产物，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一系列变革的产物。
资产阶级的这种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伴随着相应的政治上的进展。它在封建主统治下是被压迫的等级，在公社里是武装的和自治的团体，在一些地方组成独立的城市共和国，在另一些地方组成君主国中的纳税的第三等级；后来，在工场手工业时期，它是等级君主国或*君主国中同贵族抗衡的势力，而且是大君主国的主要基础；最后，从大工业和世界市敞立的时候起，它在现代的代议制国家里夺得了独占的政治统治。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
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
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
……
法国和英国的贵族，按照他们的历史地位所负的使命，就是写一些抨击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作品。在法国的1830年七月革命和英国的改革运动中，他们再一次被可恨的暴发户打败了。从此就再谈不上严重的政治斗争了。他们还能进行的只是文字斗争。但是，即使在文字方面也不可能重弹复辟时期的老调了。为了激起同情，贵族们不得不装模作样，似乎他们已经不关心自身的利益，只是为了被剥削的工人阶级的利益才去写对资产阶级的控诉书。他们用来泄愤的手段是：唱唱诅咒他们的新统治者的歌，并向他叽叽咕咕地说一些或多或少凶险的预言。
这样就产生了封建的社会主义，半是挽歌，半是谤文，半是过去的回音，半是未来的恫吓；它有时也能用辛辣、俏皮而尖刻的评论剌中资产阶级的心，但是它由于完全不能理解现代历史的进程而总是令人感到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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