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来亨设计的这套新编制，相比于李自成的五营军制和明清时期的一般军制，最大的不同就在于轻指挥而重部队。

明清时期军队的一大特点，就是上至督抚、下至游击守备，每一级将领都要把最精锐的经制兵或者家丁私兵攥在手中作为中军使用。

这种做法的结果就是中军、亲军兵力强大，而基干部队编制则成为了空架子。在指挥的时候，又会导致各自为战、不能如臂指使的情况。

像明军，在数百人、数千人的战斗规模中，往往可以取得相当亮眼的战绩。像是在松锦大战的时候，明军在小规模战斗中往往可以压倒八旗兵，可是当战斗规模扩大到上万人、数万人、十数万人规模的时候，就会一败涂地。

这一方面是明朝体制中武官升迁的顶峰就是总兵官一级，而总兵官至多能够指挥万人级别的战术兵团。再往上，能够指挥数万人、十数万人规模战略兵团的就只有督抚文臣，这些督抚文臣欠缺大型战役的兵团组织能力，手中控制的督标、抚标又不足以彻底压倒总兵们手中的家丁，结果往往形成各自为战的情况，很容易便被清军击破。

闯军本身缺乏高级文人的投效，兵团级指挥官当然全部都是由武将出任。但基于制度惯性，李自成制订的军制依旧是强调将领的亲军而忽略基干部队，这种做法既是明清军队本身封建性的一种反应，也反过来将会强化将领和士兵间的人身依附关系。

军队的近代性，不仅反应在军队的装备和技战术方面，而更多反应在组织和编制方面，但这又是往往被人们所轻忽的问题。

不过轻指挥而重部队的编制，还需要一整套的配套制度来一起运行，不然李来亨没有握有一支强大的亲军，岂非成为光杆司令？

他的做法是由指挥中枢统一掌握招兵、训练和后勤之责：

后勤不用多说了，白旺的营田使系统、白鸠鹤和张玉衡的支度使系统，已经把财政集中到了帅府；

征兵问题，则是严格禁止各级将领自行招募士兵，而在帅府专门设置招练使，由招练使统一征兵、统一训练以后，再把新兵分配、补充到各支部队中。

谷可成是闯军元老，又带来数百骨干，李来亨不可能让他屈居于高一功、郭君镇等人之下。正好李来亨也想要将自带部曲的高一功、白旺两部彻底消化掉，所以他便决定白旺继续担任都营田使，脱离一线部队，由高一功和谷可成两人担任左右果毅将军。

高一功自己的部曲路应标、冯养珠两支兵马，则从高一功的亲军中抽出，由招练使补齐兵力以后，设置为前营的第三和第四个步兵标。

李来亨自己信手疾书下一份更为直观的编制表，又把帅府的各级属官也添加进去，总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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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天倡义营湖广节度使/前营制将军：李来亨

帅府属官：掌书记方以仁、都营田使白旺、支度使白鸠鹤、支度副使张玉衡、招练使李破虏、恳德记总掌柜萧维崧、红队管队严薪

湖广节度副使：高一功

左右果毅将军：高一功、谷可成

四个步兵标：郭君镇、苗里琛、路应标、冯养珠

三个骑兵标：郝摇旗、艾卓、马宝

一个炮兵标：李世威

一个亲兵标：张皮绠

总兵力约二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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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推行由招练使负责的统一征兵、训练体制，闯军的行政骨干缺口就更大了。李来亨忙得焦头烂额，一天里大半时间都泡在随营学堂，所以他对谷可成带来的这数百闯军骨干，才感到如久旱逢甘霖，一下子缓解了自己的许多困难。

毕竟统一征兵体制，绝非一声令下，就能完成改制。它要求闯军将自己的行政触手下沉到乡镇村墟一级的基层当中，这样才能有效汲取地方上的人力资源。

为了方便推行新的统一征兵体制，李来亨是将它和营庄制捆绑起来推行的：

第一点，裁撤明朝原来独立于省府州县以外的卫所体系，使地方行政系统一元化，让营田管理系统与地方行政系统逐步融合为一。明朝的卫所军制早已腐朽不堪，成为了拖累行政效率的一种负面资源，将其彻底裁撤，减少行政管理的层级，既便于推行营庄新法，也便于进行统一的征兵管理；

第二点，划分征兵军区，营庄新法的推行已经大大强化了闯军对湖广地方的控制力，而且“营庄”本身已经在自然村的基础上区划出了比县级更基层的行政管理区划，征兵军区可以直接沿用营庄的行政区划；

第三点，统一后勤，提高士兵待遇。士兵的具体生活待遇，李来亨是同方以仁还有闯军许多老兵老将，一起协商了很长时间才暂时定下一个标准：士兵每月口粮为米三斗、生活津贴为银一两，家属每月口粮米一斗半、生活津贴为银五钱，骑兵和炮兵还有另外的专门费用。

征兵新法和营庄改制同时推行，闯军在财政和人员方面都面临着空前的压力，光是一年的粮饷支出估计就要有十万石之多。

所以李来亨才急匆匆用“公私合营”，来从黄麻士绅身上再剥一笔钱出来。

“夹袋无人啊，即便谷可成带来几百骨干来帮忙。可是营田使系统、招练使系统，都要吃掉一大堆人。这边闯军还要扩军到二万人，各级将领又很吃紧，到处都缺少人手，就算把一个人拆成三瓣使用，都嫌不够啊！”

李来亨心烦气闷，他让张皮绠去把方以仁叫来，自己手下可以商讨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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