沐天波沉默不语，勋贵号称与国同休，如大明尚在，法统尚存，黔国公府忠于大明没有什么可说的。

    事实亦是如此，永历不听李定国劝说，仓皇南下逃向缅甸，生死落入敌手。而缅甸国穷，永历帝身边数千人不能供给衣食，逐渐离散，困窘之况简直凄惨之至，但沐天波以黔国公之尊始终追随左右，直至遇难为止。

    而北方诸贵，则与云南不同。

    久处京师，南京之地的膏粱子弟，已经就是一群食利者，是软骨的爬虫。他们先率先降闯，再降满洲，开北京城门的是勋贵，开南京城门的一样是勋贵。

    后人皆以为是文官祸国，太监祸国，大明的勋贵们，才是卖国的急先锋。

    相形之下，黔国公府算是真正与国同休，而很多世代将门，亦是忠枕不二，比如西北的尤家，贺家，一直与闯军奋战而死，直至榆林被李自成怒而屠城。

    “儿无他意。”沐忠秀看到沐天波沉默，知道是误会了自己的意思，当下说道：“京师消息不通，若陷落，皇上必定殉国，以今上刚毅之性情，没有委身事贼以图活命的可能。”

    “说的是，说的是！”沐天波神色略有激动，也咳喘起来，他当然去京师朝觐过皇帝，对今天，沐天波是毫无疑义的忠诚，当下道：“果真如此，皇上当殉国，只不知道，太子，永王，定王，有无出城？”

    “此前围城之前，儿观邸抄，有大臣奏请太子南下，皇上恼了，说道，朕理国十余年尚不得头绪，他一个童子知道什么，太子未能成行。”沐忠秀摇头道：“皇上此举诚为不智！”

    饶是沐天波忠诚，此刻也说不出否定的话来。

    天子守国门，皇帝不肯南下，坐视北方国土沦陷，这一点沐天波还能理解。今上性格刚毅果决，这是所有人的共识，沐天波见过皇帝，当时战战兢兢，汗出如浆，感觉无比紧张。很多勋贵，大臣，也都有同感。

    孙传庭见皇帝时奏对，因为太过于紧张，加上受了斥责，下来之后突发耳聋，结果皇帝以为他装病，将其投入诏狱，后来才知道果真是病，并非假装，就算这样，也是关了好几年，后来无人可用时才放出来。

    云南巡抚吴兆元，亦在前两年被召对陛见，到云南后谈起面奏今上时，虽然事隔很久，紧张之状，亦是溢于言表。

    今上就是那种正经而又刚毅的性格，若太平时节，今上这种励精图治，不畏政事繁芜，正常朝会，讲学，接见大臣的帝王治术，虽不一定事事妥当，但最少能激励官风士气，对治理天下极有帮助。

    而方今却是乱世，今上过于严刚，求治太速，又不肯担责，诿过于下，结果群臣胆怯束手，加上内阁无有哪个阁老能经营起自己的班底，今上太过猜忌，总疑群臣会结党。

    而事实上来说，不管是奸相严嵩，或是所谓贤相徐阶，高拱，张居正，不担责，不结党的阁老并没有实际的权势，权力分散，一团散沙，则根本无法施政。

    崇祯朝的最大问题，即在于此。

    东林党在天启四年前执掌国政，其实并没有太大偏差。后来魏忠贤集团打跨东林，上到阁老，下至科臣，地方上的总督，巡抚，东林党人几乎被一扫而空，在政治版图上完全断代，几十年经营如雪崩一般收场。

    至崇祯朝，魏忠贤跨台，阉党被清算，但东林也并未能真正执掌大权，十几年间走马灯般的换了五十多任阁臣，部堂总督巡抚更是随心处置，皇帝真正大权在握，这和孝宗之后，大明天子基本上垂拱而治的情形截然不同。

    嘉靖，隆庆，万历，泰昌，天启诸帝，几乎都未直接干涉朝政，天子是以调整人事来确定对国事的影响力，而不是事必躬亲。

    这才是明智的做法，不管是聪明而好道的嘉靖，还是大度的隆庆，或是聪明懒散的万历，他们都明白一个道理，天子长于深党，不谙民情世事，可以通过学习来知道治理国家大政的大道，但具体事务，仍然要那些在官场上搏杀了几十年的老狐狸们去做。

    天子掌握阁部，阁部大臣管理京师和整个国家，勋贵和将门负责京师和九边安全，太监和文官们来监视勋贵将门，彼此制衡，这是一个较为稳妥和办法，也是祖制。

    当今皇帝，几乎将一切成规打破，事事求治，甚至干涉户部奏销这样的小事，驿传，奏销，这些不起眼的制度被今上改制之后，结果事情的发展却是事与愿违，越改越糟。

    而大臣不安于位，有心做事的几位，下场俱是不太美妙。

    但以上所有的错误，都没有崇祯不将太子放到南京来的大。已经有朝臣看出情形不对，南京有驻军，有诸镇拱卫，有长江天险，而且甩掉北方包袱之后，南方的赋税足以养军，特别是江南一地，更是大明财赋的核心地带，据有南方，坐视北方混战，亦不失为以退为进的办法。

    最好是崇祯迁都至南京，但皇帝死要面子，那么将太子先放过去，这是最好的办法了。

    一旦北方有变，南方群臣可拥立太子，法理道统上都没有任何可挑剔之处。

    崇祯对南京其实并不是不重视，也不是没有退向南方的打算。

    早在崇祯十五年前后，他派出驸马巩永固等人前往南方考察，最终决定任用史可法，并且在凤阳，九江，淮安等处设立军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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