傍晚时分，沐忠焕被饶锡之请到前院，两人密会商谈了半个时辰，从内室出来之后，沐忠焕的心情无比轻松。

    饶锡之承诺，沙定洲在昆明起事之后不会杀沐天波，因为杀害黔国公会使沙定洲丧失道义上的高度，会使云南各处土司愤而起兵，官绅百姓也不会支持。

    毕竟现在官绅百姓对黔国公府和沐天波都有不满，沐家巧取豪夺，占了大片良田，滇池四周的好地几乎被占光了。

    就算是在极南近缅甸的地方，还有沐家放在千里之外的庄园，也是阡陌成片，令管庄在那里看守着。

    沐家在二百六十多年抢占了云南三分之一的土地，还有大量的商行店铺，几乎最赚钱的生意都是沐家控制着，沐家在昆明总府的库藏中有惊人的财富。

    历史上沙定洲抢占昆明，逼走沐天波之后，派过千人清理沐家库房，然后用几千人，几百辆大车，日夜不停的把这些宝石，丝绸，绢，金银，各种昂贵的玉石搬运回蒙自，沐家二百多年积累的财富，沙定洲花费大量时间才搬空。

    可想而知，沐家所行所为，若其强盛，能养兵过万，镇守云贵地方，众人也无可奈何。

    但这几十年来，土司造反此起彼伏，一旦地方遭遇兵灾就是玉石俱焚，夷兵过境，不分良莠，杀戮抢掠之惨，令人感觉不类人间。

    这些地方的官绅，纵然能在战火中逃难，回乡之后也是伤心惨毒，对沐家不能镇守地方，必定深怀怨恨。

    地方的文官也是怨气满腹，其余地方，俱是以文制武，文官独大，在云南由于黔国公府的存在，文官们反被压了一头，这是不满理由之一。

    其次就是权益被夺，沐家弹压地方的力量又日渐削弱，文官们的不满也是与日俱增。

    土司们则是心思各异，除了少数真正忠诚的之外，大半的不过是随波逐流。

    而沙定洲正是看的出来人心不附，甚至各阶层对沐家都有不满，这才决意起兵。

    其实沙定洲起兵还是早了一些，真正起兵是在崇祯上吊而死，明朝灭亡之后，先是吾必奎反，打出已无朱皇帝，何来黔国公的口号，然后沙定洲等诸土司剿灭了吾必奎，接着才有进驻昆明之举。

    在昆明失陷，沐天波狼狈出奔之后，巡抚吴兆元，被弘光朝任为东阁大学士的王锡衮俱上奏，称沐天波反，沙定洲率部平乱。

    这就是官绅和官员们的选择，沐家既然不行，沙定洲虽是夷人土司，但若其能平靖云贵地方，任用其又如何？

    沐天波只身孤影逃窜到楚雄，对手握大军占据昆明的沙定洲毫无办法。此时沐家威望到了谷底，几乎无土司自发相助，僵持了半年多时间后，大西军由四川入云南，平沙定洲之乱，沐天波只能选择和大西军合作，后来桂王政权入滇，诸方合作，沐天波一直留在永历皇帝身边，一直到咒水之难，和数百位文武官员一并被缅甸人杀害，永历帝孤家寡人，被送回昆明，由吴三桂以弓弦绞死。

    可以说沙定洲谋反之事，直接影响到了云贵大局，沐天波丧失了对云贵的掌握，永历朝入滇之时，云贵为大西军的地盘，直接使小朝廷完全受制于人，而永历帝身边的文官又要求孙可望等人以人臣姿态侍奉君主，对很多细微末节吹毛求疵，孙可望大怒之下，将饶舌的御史剥皮实草，埋下了君臣不和相疑相争的种子。

    孙可望后来与李定国相争失败，被迫出奔，投降清朝，除了其野心过大的原因之外，主客之态不同，导致的心态也不同，结果也是完全的不同。

    孙可望不长于军事，但长于管理和经济之道，大西军是在他的经营下，以云贵两省养出了大量精锐兵马，李定国得以在外争雄。

    若非两者内杠，吴三桂没有可能进得了西南地方，不仅云贵可保，两广两湖也难说的很。

    要知道清廷感觉不知云贵虚实，山高路远劳师远征太不值得，已经有放弃的打算。

    是孙可望出奔之外，暴露云贵内情，吴三桂坚定内心，一意求云贵经营自己的势力，乃决意继续南下，征服云贵。

    是时永历小朝廷在云贵经营不得法，不复孙可望在时的景像，民间物力财力枯竭，军伍不整，虽然永历帝给了李定国假黄钺的监国重权，但其自己却并不是一个称职的皇帝，遇警则逃，内政不修，李国定尚在抗争，永历已经出奔跑到缅甸去了。

    永历帝之死，并不算冤枉。

    崇祯十七年一个小土司的野心，直接影响到了后来几十年的大势，甚至影响到了华夏文明沦亡于蛮夷，此后几百年的被压榨和奴役，包括百年的血难抗争，都是与此时的昆明城有关，未必是决定性的，但定然是比想象中的要大很多。

    试想大西军进入云贵，永历小朝廷进入云贵之时，云贵尚是一体，沐家掌握全局，昆明未被占据，沐天波威信被彻底损毁，各家土司依然听令行事，这是什么样的光景？

    以大西军的残部入滇，其是否能与团结一致的云贵土司抗衡？

    孙可望是否还有遏制不了的野心？

    云贵为一体，进入两广，闽浙，其局面是否和历史上的相同？

    这都是很难确定的事情，只能说可能变的更好，也可能更糟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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